美国教育费用开支费用开支随着捐赠和收入的增多而增加，增加速度在不同时段不同，因为不同的开支目的而异。
例如，20世纪60年代教师工资增长速度比通货膨胀率的2倍还要高，因为各院校希望专业群体的工资水平能够达到与其接受过类似教育但工资水平较高的其他群体。为了处理不断增多的以前所没有的项目和事务，需要增加管理人员数量，从而导致管理成本的提高。公用设施和供应品成本提高，但却缺乏购买这些设施和物品的新的经费来源。虽然慷慨的捐助者或政府部门可以资助建设新建筑，但这些建筑同样需要供热、照明、清洁和修理费用。
大学必须为学生提供更多奖学金，帮助他们实现各种不同的目标。私立大学普遍采用学费减免的办法，所有学费收入几乎都来源于院校外较富裕的学生。电脑和通信设备等校园必需基础设施也需要资金投入。收入和费用开支之间的缺口不能解释为暂时性现象，所有领域的成本增长速度都比收入快，甚至有个时期，成本增长速度超过了通货膨胀率。1954年到1967年间，生均学分的教育成本年均增长3.5%，而消费物价指数仅增长了一半。
长远来看，所有这些成本增加呈现出不同的形式。1930年到1976年间，包括投资在内的各项总支出从6.32亿美元增至436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9.6%。主要原因是人学人数的增加以及美元贬值。在46年的时间跨度里，全日制入学人数由89万猛增至近850万，而美元购买力却降低了70%。综合这两组数据得出，每个学生的年均成本增长率仅为1.4%左右。从国民生产总值百分比来看，同期高等教育总开支从0。7%增至2.7%，主要是因为入学人数增加了近10倍。
鲍恩总结道：“这些数据不足以说明高等教育成本长期以来不可避免地稳步提高······若以定值美元衡量，高等教育成本长期以来一直保持不变甚至在减少，如1929-1930年、1949-1950年以及20世纪70年代期间。仅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黄金时代，生均成本有所增加。”按定值美元计算，1930-1950年间生均开支缓慢下降，而1950年至1970年迅速增加，1970年后再次缓慢下滑。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生均费用的急剧变化“是一个独特事件，以定值美元计算的生均成本增长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从此高等教育体制开始缓慢衰落”。
若干社会因素导致办学成本的提高，使得院校无力对某些开支进行有效控制。劳动者保险和失业救济金增加了保障成本。正当程序、环境保护、非歧视性条款、阳光法案以及信息公开等方面增加了大学的办学成本，这并不仅仅是政府的独断专行，而且反映了社会所发生的基本变化，同时还反映了政府因为受到压力集团的影响而不得不采取行动的新动向，以及通过非政府干预的方式直接影响大学的转变。成本不断增加。20世纪30年代，《社会保障法》和《瓦格纳劳资关系法》导致职工成本有所增加。
但这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立法相比，算是小巫见大巫。这期间相继通过了1964年《民权法案》第七条，并在1972年的《平等就业机会法案》中进行了修订；1965年《平权行动实施法案》；1970年《职业安全与健康法案》；1972年《教育修正案》第九条；1974年《员工退休收入保障法案》。这些法案禁止在大学招生或人员聘用过程中的性别、年龄或种族歧视，并保障退休金和工作场所安全。当地政府附影响省业法和劳动者补偿签制度的建立，两者都会产生附加成本。
有些开支看起来十分巨大。但属于一次性开支，如修建方便残疾人进入的建筑。如果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这些开支并非十分巨大。有些变革起初成本极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成本变得十分巨大，如妇女体育运动计划。获取某些数据的成本起初较高，但是随着大学采用新程序处理数据，一旦数据的提供步入正轨，成本也随之减少。鲍恩预计因为受到这些政策的影响而增加的年费用支出约为20亿至25亿美元。一些观察家对社会性成本的增加感到痛惜，将其视为对学术自由的冲击，但争论的焦点是高等教育应该融入社会的变革，还是对社会的变革无动于衷。
不管怎么说，高等院校在此点上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它们不可能像营利性质的企业一样，将所增成本的很大一部分转嫁于消费者。就公立院校而言，学费由州议会控制，因此很难因成本增加而提高学费。除极少数最著名的私立院校之外，其他私立院校增收的学费不能过多，以免损失生源。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院校，财政补助、教学计划以及其他因为学生能力较差而导致的办学成本提高加重了大学的负担。然而大学又必须招收这些学生，因为就公立院校而言，州议会经常要求这样做，而对私立院校而言，校友、董事、员工和校外压力集团也持这种态度。
综观1975年高等教育费用开支，约有33%用于教学和研究，25%用于学生服务、奖学金和助学金，40%左右用于有组织的研究、公共服务和附属企业以及医院。这些数据掩盖了公私立院校之间的诸多差异。由于这些数据的分类并不明确，因此可以得出种解释。尽管由于通货膨胀和社会性成本提高，高等教育通过增加收入来源、控制费用开支、向职工发放基本生活工资等措施，高等教育资金运营较为稳健。人们不断提出政府要保护大学自治的问题，但这却不合时宜。
高等教育已扎根于美国社会，并开始完全依赖于多元化资金支持。高等教育影响表现在许多方面。最为常用的指标基于学生流通量：招收的学生中获得学位的数量，以及毕业生就业率和工资水平。第二种衡量标准是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态度的变化。第三种衡量标准是毕业生对社会的贡献。第四种衡量指标是科学研究方面的贡献：高等教育机构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对国家的知识积累作出了多大贡献？大学对工业和经济发展作出多大贡献？
学位和薪水1945年至1975年间大学入学人数增长了500%，自然影响到学位授予数量。副学士学位总数从5万增加到35万，学士学位和第一专业学位总数从13。5万增加至近100万，硕士学位数量从2万增加至近30万，而博士学位从2000增至3.4万个。学位授予领域发生转变，尤其是这一时代接近尾声之时。1970年到1975年间，商务学士学位数量增加30%，生命科学学士学位增加50%，卫生和通信专业学位增加了100%。与此同时，数学学士学位减少33%，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学位减少18%，而教育学学位数量减少12%。
受教育和商务相关领域硕士人才需求增加的影响，教育硕士学位数量增加40%，商学硕士学位增加65%。图书馆科学专业也受到类似影响，学士学位数量萎缩17%，而硕士学位数量却上升了15%。性别平等教育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本世纪初，授予男性的学士学位数量是女性的2倍，而到了1975年，差异已经缩小，授予的男性学士占55%，而女性占45%。博士学位的发展促使受教育年限延长，也为高等教育提供了专业人才。博士学位成10倍增长的主要原因是18岁年龄段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以及大学招生人数的比例的提高，因此需要更多的教师。
只要大学坚持认为大学教师必须具有博士学位，必然产生一种危机：从哪里找那么多持博士学位的人？1953年，将近30%的大学新聘教师拥有博士学位。20世纪50年代末直到60年代，由于大学招收学生数量的激增，导致大学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下降。一些分析家评论道，大量新教师进入工作岗位后才完成其博士学位，相对于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那些没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更快地退出了教师职业，因此博士学位的短缺并不比预计的要严重。
然而，拥有博士学位教师的短缺为大学提供了良好契机。那些试图实施博士学位计划提高学校声望的大学，以博士学位短缺为理由寻求更多优秀的教师，发展科研，寻求更多的政府资助。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院校数量，从1949年的100所，增加至1970年的200所。许多应对博士学位教师短缺危机的措施相继出台。虽然在教师学位方面引进了文学博士学位，但是除了在一些急需博士学位教师的院校以外，从来没有得到发展。一些慈善基金会资助研究生学习，而联邦政府通过《国防教育法》、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航空航天局向博士生提供资助。
结语
到20世纪60年代，相当数量的全日制博士生获得了奖学金资助。大学也采取了措施，通过缩短攻读博士学位的时间提高博士学位培养数量。大学认为，如果能够让学生更快地完成博士课程，不仅可以提高博士学位的培养数量，还可以再招收更多的博士生。自然科学领域的博士生获取学位所需时间远远短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博士生。然而，他们在进入学术职业之前通常从事大量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因此他们从头到尾接受专业训练的实际时间与其他领域的学生差不多。
